文者其人
崔港珠，女，年7月生于香港。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主要参加选育的高产多抗春小麦新品种“垦红六号”（十二人中排名第三）获黑龙江农场总局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年科技进步三等奖；高级农艺师，年入选《黑龙江农垦人名录》（第页）。-年主编并一支笔总撰50万字的《红兴隆科研所志》，获年黑龙江省地方志书评选专业志书优秀奖。年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荣誉证书和证章。
五、爱憎分明的婆母
为了父亲之死引起的风波，也为了我转系、学了农业留在北大荒，被阶级斗争观念洗了脑的婆母对我恨之入骨，对我的家庭恨之入骨，通过她给儿子的一封封信中发泄了出来。当时我在日记中的一些表露可说明我那时的处境和心态：
年1月8日
不劳动者不得食，剥削了一辈子难道还不应该苦一点？我，家庭的逆子，在别人看来又是什么呢？同流！而自己却认为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和他们划清了界限。大哥说的对，我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进步性与革命性，这个家庭本来是非常糟糕的，但我在感情上却难分难舍，不甘心它的死亡，以改造家庭为名，而与他们划不清界限。
啊！我不害怕丢掉这个腐朽的家。分开吧，我永远的离开你！无论你对我如何，你要我或不要我将由你决定。但是要不要你，却由我来决定，我将为自己选择一条光明大道，我将走入亿万人的家庭，永远永远和你分开！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断绝一切？我总在这样想，年幼的弟弟妹妹们是无罪的。
年3月8日
收到姚克转来娘（指我婆母）的来信，她指责我不关心他们，也从来不给她们写信。我和张守宏大致上谈了谈我的看法。我太软弱，眼泪变多了，心胸狭窄了，一个假期掉过多少次眼泪我不记得了，现在想起来多么不值得。为了娘，为了姚克，为了爱情，我不再写这些了，难道女人的心都是这样的吗？
老张问我：“今后有没有可能和娘（指我婆母）长期生活在一起？”我说：“有可能，而且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姚克是非常孝顺的儿子，又是婆母最爱的儿子”。老张说：“要为自己留有退路啊”。是啊，我何必像家庭妇女一样为那么多不值得的事而去浪费脑子去伤心呢！姚克说，真正的孔雀东南飞，在他们家是不会发生的，但是我这颗倔强的心啊……是啊，需要等待！第一次因为我不善于等待，不愿意乞求别人，我遗弃了爱情。难道还要出现第二次吗？我给天津寄去了一封挂号信，我想不会再收不到了吧！以后每月这样一封，直到那么一天……
但我也真要好好考虑下自己的生活，我不能再给姚克增加负担，尤其是在经济上，十二元够不够呢？要让它够，还要结余！这个月开学是多花了一些，买书和讲义不到一星期就花了四元多，以后一定要补上。难道我真的不能自立？今天正好是三八妇女节，要争得妇女的独立，不仅要从*治上思想上，也要从经济上！
年3月20日
小姑子来信，提到公公婆婆的身体比半年前不如了，尤其公公的一场重病（心梗），婆母又浮肿了，而她却不肯把真情告诉儿女们，是个刚强的妈妈。尽管她不能正确地理解我，但在这方面我是钦佩她的，能理解她思念儿女之心。也就是我这个不孝的儿媳才紧紧牵着姚克的后腿不放，虽然我不是这么想的，但客观却是这样，使得他们母子不能团圆，但我也的确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我不该影响他们，我又不能没有他。我感觉自己是幸福的，又是痛苦的。我想念他，又不愿去想他，又做不到不想。想念却不能给我带来更多的快乐，真矛盾啊！
不知小姑子这封信又会给他带来多少精神负担，他又会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日记呀，把我的心意带给他，应该为老人的健康和晚年的幸福尽一切努力，别为我多考虑，多给他们寄些钱去吧！我一点儿也不会责怪你，更没有理由那样做。
年3月31日
下午收到姚克的来信，又一次以“妻”称呼我。是啊！一个月我盼望着他的信，却不能告诉他。我自己一个人度过了四个周末，没有去看电影、跳舞，并且放弃了两个最好的话剧，因此在班里落下了这样的名字，“她什么也不喜欢看”；“反正她不会去看。”我总是以一笑代之，我说不出为什么这么做？也许这是一种自我折磨，觉得心里舒服些，似乎可以和爱人在梦中相遇。我冷冰冰地给他写了四页叙述事情的信，为了不叫他想我，为了让他知道我是个可以独立生活的人，我的心多不平静，我怕自己写上那些火热的感情会使自己陷入更加难受的境地，倒不如什么也不写，生活还会平静一些。
从姚克来信中知道，婆母对我的看法是一时不可变了，婆母也为此恨起姚克，真是没想到啊，早知今天，何必当初呢！一个人影响了一家人的感情，影响了人家最深的母子感情，姚克的地位才真是难处啊！我却不知如何是好。
晚自习又给天津写了一封挂号信，我只有等待，不需要任何人替我辩解，这就是我！我已经写信给姚克，要他别为我做任何工作，把每个月他不用的钱全部寄回家去，以安慰老人们思念儿子的心。我自己可以勤工俭学，我每月给他们写一封挂号信……我呀，为什么竟是这样的命运？
年4月11日
连日阴雨，春天竟是这样的来到了。道路的泥泞，行走困难，正如我面前的路，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阴沉的天气像是我沉重的心情一样。连续开夜车，又闹了两天肚子，头总是昏沉沉的重的很，这两天上课也经常困，那天晚自习又睡着了，一边是这样紧张的学习与工作，做也做不完，一边却又是这样令人难受痛苦的个人生活问题，为什么我不能自拔？我真不敢往下想，做梦都是这些可怕的事情，连日噩梦不断……不！我不会倒下去！
年5月22日
正式考试将即，小张带来一封信，把它抄录下来永远记住不变。《寄港港》：“情多情深数青山，蓝天与之长相伴，脉脉无语间，两心终不变……孔雀因何东南飞？谁知事隔几千年？！日转月转人也变，焦母不见新人间！滴水常滴石也穿，更兼两代同语言，雨过云会散，终有一日见晴天！长江一泻千里远，冲天破山不畏难，入海百般欢！涓涓细流缓慢慢，绕地躲山遇石转，走到头来水儿干。劝君意志坚，莫回首总向前，奔流入海无他念！携手齐登麟珠山（姚克把八一农大小后山我们去浪漫的地方，以他和我的名字命名为麟珠山），倾刻胸怀宽，阿妹无忧颜，阿哥喜心田，何日重逢穆凌畔，吻间捷报传！姚克，62年5月18日于灯下。”
这就是我的丈夫，用他灼热的情燃烧着我已快冷的心，我能不背叛我那个资产阶级的家吗？
到了年中，我终因身体不适合做流产、在校领导的劝阻下决定休学半年，保住了腹中的胎儿。但生下小孩子怎么办？我的婆母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爱她的孩子更爱她的第一个大孙子。虽然她曾因我“出身”不好，反对我与他儿子结婚，她也曾在天津为他的儿子找了好几个理想的姑娘，想借此把儿子调回身边过合家欢乐的日子，但她还是决定从几千里地以外的天津到佳木斯伺候我坐月子，并答应以后把孩子放在她那儿。为此我说不出有多高兴，可是我却不知从此我将面临一个如何对待工人阶级母亲的严肃问题和考验。
10月底，婆婆被姚克的好朋友许同霖从天津接来伺候我坐月子。妈妈从北京给我寄来三十斤挂面，姚克也买来十斤鸡蛋储备在小木箱里。我们娘三个就住在一个有半间卧室，半间与邻居共用的厨房的屋里。里屋一盘朝东的大炕占了屋子的一半，地下放着一张桌子和几个破旧的箱子。姚克母子在每天晚上姚克下班以后有说不完的话，
11月9日下午，我开始肚子疼，疼的我连晚饭也没吃，一直疼到半夜姚克把医院，折腾了一夜孩子也没生下来。我筋疲力尽，呼吸都非常困难，我喊着：“不行了，我要死了。”孩子的小脑袋几次都露出了半截又缩了回去，因为我实在是胃里空空，一点力气也没有。后来在产床上吃了五块蛋糕，小脑袋上被挤出一个大大的血包的儿子终于降生了。婆婆听说是个孙子，笑的几乎跳起来。因医院没有饭，便由姚克每天早、中、晚给我送饭。为我能在已经上冻的季节吃上热饭，他把装着挂面卧鸡蛋的饭盒放在热水袋上，又用书包包好。我为他的细心周到非常感激，每每都把面条汤里的鸡蛋给他吃两个，我吃两个，然后他就急匆匆赶回去上班。
11月11日，医院产后第二天，医院去看我。只因为我丈夫在上班之余只顾了每天早、中、医院给我送三次饭，怠慢了母亲，婆母当着我面说丈夫“娶了媳妇忘了娘。”听了婆婆的话，当天我要出院。姚克说：“不行，你生了孩子还不满两天呢，至少要住一个星期。”我说：“不，我要回家，我不想让你为我受娘的埋怨。”他拗不过我，答应第二天弄个车来接我。12日上午，我出院回家的路上，丈夫买了羊肝、猪肝等一大堆食品，进门的第一句话是：“娘，这羊肝是给您养眼的，这猪肝是给您补血的，这……”婆婆脸上乐开了花，她说：“还是棒打出孝子啊！”这句话对我又是当头一棒。
中午饭桌上，婆母随意的说：“老人们常说，生孩子的脏东西让别人洗有罪。”我知道那是说给我听的，吃过饭我从热炕上下地往外屋走，丈夫说：“你要干什么？”我说：“下地去洗尿布。”丈夫说：“不行，你刚产后第三天,不能下地。不然会受风的。”他把我推上炕。婆母说：“克麟，外屋炉子上我给她热了一盆水，你给她端进来。”丈夫乖乖地把那盆水给我放在炕上。我知道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但我不在乎，北大荒的什么苦没吃过。我坐在炕的一边洗尿布，婆母和丈夫在炕的另一边逗孩子玩儿，婆母说：“这孩子长的多爱人呀，脸面轮廓像爸爸，大手大脚像爷爷，真是咱姚家人。”丈夫附合着，一边逗孩子乐。被冷落在一旁的我在那边听着，就是没有像妈妈的地方，眼泪往肚里流。其实那孩子长得最像我。
产后第七天，组织通知让我丈夫参加由上级派来的彭达璋等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为调查原农垦局局长王XX问题到全国各地去外调半年。姚克问我：“他们希望我参加，你说我去吗？”我说：“工作组人员你不是说以前早定了，没有你吗？“”“那是因为娘没来，你要生孩子没人照顾”他说。我知道这件事他很想去，一是工作组的级别高，二是参加的人都是几个可信任的笔杆子。就是我把他人留住了，可他在家里什么也帮不上我，连尿布婆母都不让他洗，他在家还有什么用？我说：“你放心的走吧！”
北大荒11月下旬，外面大井台上冻着厚厚的冰，我怕婆母小脚会滑倒，产后刚满十天的我,戴上头巾用大镐去井台刨冰，然后把水打回来；到能把屁股冻僵的公共厕所去解大便；在很硬的土炕上天天坐着洗几十块尿布，坐的我尾椎骨和坐骨神经痛的不敢挨炕，我就跪起来，让臀部悬空。
那天婆母给我端上一碗挂面汤，里面有两个鸡蛋，而她的碗里却一个也没有。我把鸡蛋挑到婆母碗里一个，她说不吃又挑回我碗里。第二天，我趁她出去时往锅里又放了两个鸡蛋，婆母发现锅里多了鸡蛋就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说：“是我放的给您的，我从没吃过独食，您不吃我也咽不下去。”她说：“要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我这婆婆嘴馋偷吃鸡蛋呢！”她把四个鸡蛋都盛在我碗里。我说：“我特意给您放的，您就吃了吧。”她说：“说了不吃就不吃！”我说：“那以后您也不要给我放鸡蛋了，您不吃我也不吃。”她说：“那一箱子鸡蛋等我走了你再一个人吃啊？”我真不明白婆婆是怎么想的？反正以后我也不吃了。那天婆母说：“在咱们家你爸爸就爱吃烙饼，两天不吃三天早早的，要不咱也烙点饼吃？”我说：“听我妈说，坐月子不能吃干的和硬的，那样奶水少。”婆母不说话了。又过了两天，婆母说：“那咱们蒸一锅窝头，你吃面汤我吃窝头。”我说：“您说到哪儿去了？咱们家大米白面什么都有，怎么能叫您吃窝头呢！”婆母又不说话了。又过了两天，她吵吵要回家不给我带孩子了，原来说好了等我过了满月，送婆婆和孩子一起回天津，可不知为什么她不干了，一直闹到丈夫的单位里。我们的大哥许同霖说：“你就跟老人赔个不是”，我说：“我哪儿错了都不知道，怎么赔呀？”小许说：“老人都爱听好话，你就跟她多说几句好话。”我想起年回家时丈夫曾要求我每天早晚给婆婆请安，我说：“天天在一起看着，晚上睡觉就隔一个布帘，还请什么安呀？这不是做样子吗？我不会。”所以我一直没请过安，我宁愿每天给全家人倒尿盆、干最脏最累的活，也不干虚情假意的事。这次我也是说：“我不会，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小许说：“你的大目标不是让她帮你带孩子，回去继续上学吗？我教你，你就说‘您不看在我的面子上，您也该看在您儿子和孙子的面子上，为了您的孙子再住几天，等我满月了咱们一块走。不然路上太冷，会把您的孙子冻坏的。’”我按着他教我的话对婆母说了，还真灵，婆婆留下来了。
12月中旬，我抱着儿子和婆母一起回天津了，屋子里一下子挤满了四邻八舍来的人，这个说：“主任，您怎么瘦了？”那个说：“主任，你脸色也不太好看。”原来婆母是街道主任，她说：“唉别提了，在那天天喝面汤，我给她盛干的，我喝稀的，饿的我肚子里叽里咕噜直响。”我这才明白婆婆几次说要吃烙饼、窩头的意思。那群人眼光一齐对向了我，好像是我虐待了婆母，连饭也不给吃饱。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我怎么有这么大的罪恶！我每天负责带孩子、洗尿布、去井台打水，婆母每天做饭洗碗，她为什么不能像妈妈那样坦诚？她为什么不能自己想吃什么做什么而宁肯饿着肚子？这可是工人阶级的妈妈呀！但我一句话也没有辩解，我想，从此我这个恶儿媳的名声要传开了。以后我每天只是拼命的干活，早晨给全家人倒每人一个的小尿桶，然后用开水烫了，再掏炉子灰……我找不出该说什么话。
孩子五十天了，我抱到北京去看妈妈。一进门妈妈正在屋里洗一大堆尿布，原来是我二嫂也生了个孩子，并且比我儿子大七天。妈妈换着样做饭给二嫂吃，有时二哥也洗尿布。我看到二嫂悠闲自得的躺在床上休息的样子，不禁想起我从孩子出生三天起就自己给孩子洗尿布的情景，心里面酸酸的。但我谁也不能告诉，我不能让家里人为我再操心，甚至闹成两家的矛盾。妈妈本来为我们家“黑”他们家“红”的话已经十分不满意了。
妈妈说：“你既然很快要赶回学校去，就应该早一点给孩子加牛奶，让他慢慢适应，先从每天加一次开始，等你走了再突然换牛奶孩子会受不了的。”我说：“行，就从今天开始加吧。”妈妈上街去为孩子买回奶瓶和一瓶鲜牛奶，到我住了四五天回家时，已经给孩子每天吃两次牛奶了，心里不禁也十分高兴，心想这样孩子很快就可以断奶了，我也就可以返校了。
我背着孩子，一手提着孩子的几十块尿布、奶瓶和妈妈又给买的一瓶鲜奶，一手提着二嫂送我的从他们食品公司买来的七八斤又鲜又大的橘子，坐火车从北京的家回到天津的家。我把橘子放在桌上，请屋子里的人吃，并说是我二嫂特意送给全家人的，没有一个人动。我又把橘子一个一个的按座位顺序送到每个人手里，我没想到应该是先给婆母，再给公爹和在屋里的街坊邻居。当我把橘子送到婆婆手上时，她说不吃，又放回我的小提篮里。我说：“娘，桔子挺新鲜的，吃一个吧。”她说：“说不吃就不吃！”还是恭敬不如从命吧，我就把小提篮放在桌子上，自己拿了一个剥起皮来了。突然我发现坐在里屋床那一边的小妹妹，把她手中的橘子扔给了坐在床这一边儿的婆母，婆母又把橘子扔给女儿，女儿又扔给母亲，母亲又把橘子扔给女儿，最后女儿把桔子皮剥了，掰下橘子瓣儿喂到母亲的嘴里。“娘，吃一瓣儿吧！”小姑说，母亲笑了，她把整个桔子拿了过去说：“还是我闺女疼我。”我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幕简直看傻了，因为我长那么大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我忽然想起我从我的碗里给婆母挑鸡蛋的事，莫非也需要这么几个反复才能表明是我的真心？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的景象，记忆永远如昨天一样。
我悄悄拿出奶瓶和奶要给孩子去准备吃的，婆母说：“你要干什么？”我把在北京时妈妈说过的话对婆母说了一遍，并说孩子现在已经每天加两次牛奶了，吃的挺好。婆母说：“不行，孩子太小，喂出病来怎么办？要不你把牛奶停了，要不你就把孩子带走，我不给你带了！”前功尽弃，让我“把孩子带走”这张王牌一甩出，我只好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嚥，乖乖的服从。可是我并没有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
年1月19日，孩子已经六十九天了，那天早晨婆母出去了，我却收到学校催我回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电报，否则就不能毕业，并说其他同学都早已进点了，要我春节后立即去报到。公公问我：“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明天吧”我说，公爹说：“那你赶快收拾收拾东西。”我们家既是街道主任的家，所以屋子里几乎总有人来人往，也许我与公爹的话又被一些长舌妇听到了，我并没有在意，只顾收拾自己的行装。过了一会儿，公爹兴冲冲的从外面回来，手里提着很长一条猪肉，看样子有三四斤。就在公爹高兴地举着肉给我看时，婆母脚跟脚地进了屋，她的身后还跟了五六个大嫂子小媳妇和可以成为我长辈的女人，婆母一脸怒气的看着公爹：“买肉干什么？””‘港珠单位来电报了，让她快回去，她明天走……”没等公爹说完话，婆母一把从公爹手中把他买的猪肉抢了过去，说：“就你懂得疼你儿媳妇，我不懂是吧！我叫你嘴馋！”她拿着肉开门出去，把公爹借钱买来的那一大块给我送行的肉全送人了，那情景我吓坏了，恨不得马上离开。她回来后还在和公爹吵，我没再听，推门出去直奔火车站去买车票，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在那屋里再待下去，也许明天我就走不了了，会发生和给孩子加牛奶一样的事情。
第二天早晨，我慢慢的穿上皮大衣，又戴上了我三妹送我的黑色细线的尼龙手套，准备上路。我看着七十天的儿子想与他作个告别，他却睡得甜甜的。突然他睁大了两只眼睛仰起头来一直看着我，好像要把这个妈妈印在他那小小的心上。他一声不哭，眼珠一动不动。站在一旁的小姑子说：“他在看妈妈呢！”我一下子扑下身子，用戴手套的手抚摸儿子的头。“别动他！你的手凉，孩子感冒怎么办？”婆母大喊一声，把我惊住了，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天哪！我一直在屋里呆着，又带着毛手套，手怎么会凉呢？难道在这离别的时刻都不许我抚摸一下自己的儿子吗？我真怕自己的眼泪会流出来，就在他那稚嫩的右脸蛋上吻了一下，马上把头转过去背对着他们。泪流下来了，我不抬头，迈步走出了屋门。我希望这是永别，我更想永远忘记他。
在火车上，我和所有的人都没话找话说，为的是把那一切都忘记。但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也像我的儿子一样胖，像我的儿子离别时那样眼珠不动地看着我。我抱过那孩子，用脸贴着他的小脸，这不正是我儿子最喜欢的吗？听见孩子的哭声，我的心被紧紧的抓着，我问那妈妈：“孩子是不是饿了？我有奶可以喂喂他。”我真想忘掉那一切。在火车的晃动中我睡着了，睡梦中我还是搂着儿子在睡，我怕棉被会捂住孩子的嘴，虽然是严冬，我还是把我身上的棉被拉到胸部以下，露出了孩子的嘴。
回到佳木斯在那间又空又冷的屋子里，看着屋子里剩的鸡蛋、肉、大米、白面，我的心已经凉透了。我一个人哭了三天，饭也没吃，并蘸着眼泪，写下我的日记。
“年1月22日，晴、星期五
日记，我现在的心情只能跟你说，我只希望这孩子将来有一个好妈妈，我一定不要求去见他，也不去找他。现在我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做了两个月的义务奶母，我也就只有这样安慰自己，不久就会完全忘记的。
我早就有这种预感，我的幸福不能长久，看来很快就要成为事实了。我没有那么好的命给姚克做妻子，更没有那么大的福给姚家做儿媳，我错误地走到了这一步就决不能再走下去了。我的命运告诉了我，我只应该是一个人，这一次教训我要永远记住。我不愿意为这些事情花费我更多的时间，消磨我更多的精力，我只想快快成人，做一个真正的农业技术员，真正的做点工作，度过我剩下的生命。我只想自力更生。
您的愿望和您说过的话就要实现了，您对我说：“咱娘俩这是最后一次……”您高兴了吧！人都有一颗自尊心啊！我的儿子，你可不要怨妈妈心狠啊！
姚克是个好人，他应该有幸福，他爱妈妈，也愿意有机会调回妈妈身边，而他妈妈在四个子女中又最爱姚克，一直在叹息：“唉，这辈子就想跟着他多呆几天，跟他在一起，还就是不可能。”是的，他的家庭应该是个幸福的家，他应该守着自己的父母过活，现在又有了儿子，三代人住在一起，兄弟姐妹又无比相爱，唯有我是多余的人，甚至是这个家庭的破坏者，应该赶快意识到这一点，赶快走开！他可以很快有个好妻子，这些年来，她不是一直没结婚吗？她的母亲不是一直在打听姚克的消息吗？姚克的妈妈不是非常喜欢她吗？她肯定会成为好儿媳的，只希望她能用她的心对待那个曾经是我的儿子的孩子。我只是犹豫，他正在繁忙的外调工作中，我这决定该什么时候告诉他？我如果毕了业再告诉他，岂不是等于又骗花了他一年的生活费吗？许同霖说我这想法是危险的，不能轻易这么决定，再考虑几天吧。”
年1月23日星期六
经销科小徐告诉我，“姚克25日回来。”听到这消息，我不觉得高兴，也没有其它感觉，现在他对我来说，回不回来全是一样的，这是不正常的吗？我与婆婆之间发生过的事情，我从未如实告诉过他，每次写信我都说：“一切都好，我会处理好我和娘的关系的，请放心。”可是他的家里又会怎样写信跟他说呢？我不知道。
但数年后我从他的日记中看到了：“离沪的日子快了，到津的日子也快了，我既想快些到津，心里又充满了不安，这家门难进啊！我怎样向母亲说呢？当母亲激愤地指责我时，我将怎么办呢？怎样使问题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按照*的*策办事，而又不能使母亲再一次生气呢？65年1月17日于上海”
没等到姚克回来，我一个人跨上了新的征程。而发生在我小家里的这场矛盾还在继续着。
由于不忍心打扰他的工作，我把那念头埋在心底的最深处，全身心地投入到“社教队”（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的材料员工作中。但既还当人家的儿媳妇，就还要孝敬老人，经常写信去问候，请他们放心我，就是从来不敢提儿子一句话。因为我如果在信中问了，便会有对婆婆带孩子不放心不信任之嫌。但在“社教”点上有许多林场职工的孩子，总在我办公室前玩儿，特别有一个妇女怀中抱的孩子和我的儿子同龄，我儿子也一定长那么大了，我接过那孩子掂掂有多重，想象着我儿子肯定比他重。可是我在信上连一句问候的话也不敢写，连儿子的照片也没有。
可是万万没想到婆婆给丈夫写信来说我看不起她，不给他们写信。丈夫把婆母的信转给我，指责我太不通情理。我把每月写挂号信的收据都保存着，是丈夫不相信我说的，只相信他母亲说的，我解释也没有用。
记得年11月，因婆母、公爹和我儿子全被坏人打伤，我和丈夫赶了回去，儿子不理我、不认我全无所谓，因为从他七十天我就离开了他，到他满两周岁他才是第一次见他的母亲。可是我看着儿子学会了骂人，往邻居家饭锅里撒炉灰、撒尿，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痛，悔不该生下他。那天他又骂了老姑，我丈夫在他屁股上打了两下，儿子哭着说：“我要造爸爸反，爸爸打我。”奶奶心痛地抱过大孙子说：“你瞧这孩子嘴多巧，刚两岁就懂得造反。”然后严肃的对我丈夫说：“克麟呐，你是不是对我带孩子不满意，有话跟我说，干嘛打孩子呢！”这还是对她自己的儿子，如果是我打了儿子那岂不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了吗？也是这次回家我无意中看了家里的影集，看看我儿子的照片，却发现年我和丈夫的合影照片有两套在影集里，一套是丈夫寄来的，另一套当然是我寄来的。我拿着给丈夫看说：“你不承认我给家里写过信，你看这些照片是谁寄的？”他瞪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
婆母的信中还说我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阳奉阴违、挂羊头卖狗肉”，骂他的儿子“不该把辛辛苦苦挣的钱，给不劳而食的崔家花。”看着这些话，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子像炸开了一样。想起年冬父亲病逝时那次回天津，婆母对我说：“看你妈给你做的棉袄多难看，哪像个学生穿的，我给你做了一件紫红色线缇的棉袄和一个蓝棉猴儿，已经送缝纫社了，等做好了给你寄去。”其实，我从不抱这种奢求，而且婆母的审美观点与我大相庭径，可我还是先谢了她那份心意。
可是到了年夏天了，我托回天津探亲的张守宏同学，给我带回家中一封问候的信，回来后他拿给我一个婆母托他带回来的大包。他问：“你婆婆怎么是那样？”我说：“怎么啦？”他没再吭声。我打开那个并没有缝的包，里面有一封信、一堆旧衣服和一双旧皮鞋。信上说：“弟弟、妹妹被保送参*入*校了，给你做的衣服给妹妹穿走了，他们穿剩的衣服放在家里也没人穿，（其实当时家里还有一个17岁的妹妹）就托张同学给你带来了，反正北大荒也用不着穿好衣服。”我打开那堆衣服，有两件小叔子穿过的黑色制服上衣，袖口和胳膊肘处已经破了；有两条小姑子穿过的八成新的裤子，一条是蓝色斜纹布的，一条是浅灰色咔叽布的，可是全是中式裤子西式腰，裤裆又肥又大，裤腰上打了许多褶，两个兜一个朝前、一个朝后，原来是可以前后换着穿的（这也说明我的小姑子、小叔子当时过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我后来在怀女儿的后期，穿着正好）。可是在我们的大学里，即使是农村来的学生，我也没有看见过哪个女孩子穿过那样的裤子。那双皮鞋是黑色一字带猪皮便鞋，整个鞋底马上就要掉了。我明白了老张为什么说那话了。等我看完了东西，老张说：“一件不少吧？”我说：“不少”。他依然是平静的说：“将来可能生活在一起吗？”我说：“不知道！”也许是老张的那句话使我再次感到，我的幸福不会久远。
在宿舍里女同学们争相看我的包，说出各种讽刺挖苦我婆母的话，有的说：“给她寄回去，看她那脸往哪儿放？”有的说：“反正不能穿，扔掉算了。”我却不能那么做，因为对婆母长辈应该尊敬，这也是多年我妈妈教育的；而且破衣服和鞋还可以补，扔掉太可惜了。并且我认为这是婆婆没把我当外人，才会这么做，这也正好可以帮我克服爱美思想。所以我买了一块黑布补那两件衣服，我才发现原来不仅胳膊肘地方破了，袖子的正前面已经透亮，我在两件衣服上共补了前后八块1尺长、四寸宽的大补丁，衣服已经洗成浅黑色，而补丁是深黑色。我又把皮鞋拿去钉，可是那修鞋的说什么也不给我修，他说：“你这鞋不值得修了。”我说：“师傅，我求求你，好歹给我钉上吧！总还是一双鞋呀！”他说：“两元钱”，我说：“行。”我把仅有的两元钱给了他。我就是穿着那两件黑制服和那双鞋，度过了我的大学时代，一个女人一生最靓丽的时代。
就在那年冬天（年春节）我和姚克回天津的时候，我却把我仅有的上高中三年级时、父亲从广州给我买回的一件浅驼色人字呢大衣，送给了我丈夫的小妹妹。那件大衣，我虽带到了北大荒，但很少舍得穿过。我送小妹妹也是真心的，因为爱丈夫就必须爱他的家人，而且送别人东西，就要送自己最爱的，而不是自己不要的。可是婆母硬是把大衣剪成短外套，去掉了大衣领子，又染成黑色，才给妹妹穿。真是太可惜了，我却什么也不能说。
但现在婆母反说我“唯利是图，挂羊头卖狗肉”，我接受不了。婆母说给我做的棉袄、棉猴儿，我连见都没见过，她却给了她女儿穿，反给我寄来一堆破衣服；而我什么也没说，却把我最心爱的大衣送给她的女儿。我这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吗？说我是资产阶级我没办法，那是胎里带来的，但不能把资产阶级的一切缺点错误都硬往我身上套。我从不会唯利是图、阳奉阴违、挂羊头卖狗肉，这些都是我一生最憎恨的品质。
说到用我丈夫的血汗钱供养我家真是冤枉。因为我用业余时间刻讲义给弟弟妹妹寄了十元钱，他都批判我站错了立场，他怎么会给我家钱呢？没孩子时，他每月往他家里寄三十元钱，一个月给我十三至十五元在学校的伙食费；等到把孩子放到他家里，他每月给家里寄五十元（这是他告诉我的），他自己只剩下十三元钱，还要支付我们回天津的火车票钱，那时他不得不去邮局退了已经订阅的全年报刊杂志，他哪儿还有钱给我家呢？
可是我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不解释，反而把这些信转给我看。是因为我父亲病逝时他掏了八十元自认为母亲批评的对，还是他受了母亲的责备，怨我伤害了他母亲呢？
后来我在丈夫的日记中看到了他于年1月17日在上海时写的一段话：“这几个月来我感到真难，在母亲与老婆之间两边情况我都了解，（其实那时我怕影响他的工作，并没有把婆母对我的真实情况告诉他）又都不是单说一方能解决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调和是绝对错误的，必须严肃对待，是非有曲直，一定要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就是困难，这就是矛盾，这就是斗争，虽然仅仅限于一个家庭的几个成员，然而却是对自己立场观点的鉴别。迎上去！我希望她通过这次‘社教’能自觉的客观的全面的认识这个问题。”
从这篇日记中看出我丈夫已做好了严肃对待我的准备，因为这是对他阶级立场与阶级感情的鉴别与考验，这也是对我无产阶级感情、劳动人民感情的一次认真检验。每逢想起他为我对婆母的态度上说过的话，我都不能自制，痛苦的眼泪只能偷偷的往心里流。
“社教”工作结束后，我去他那小聚，准备参加最后的毕业实习。见面时我把在北京看到妈妈对二嫂的态度和婆母对我的态度说给丈夫听，他说：“你好糊涂啊！你二嫂出身贫下中农，你妈对她好那是为了拉拢腐蚀她，也是为了往她自己脸上贴金，在这个家中招了当保卫科长共产*员的大女婿、贫下中农的儿媳妇、将来再找一个高干的儿子当女婿，那是她的光荣，是做给外人看的。可是你就不同了。”我怎么不同？他没说。但我明白了，贫下中农“出身”的妇女身体尊贵，本来就应该受到特别的照顾，如果妈妈不那么照顾二嫂，那一定是虐待了儿媳妇。而我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女人，本就应该受到那样的惩罚，不然的话岂不是婆母站错了立场？一旦明白了，我主动迎接惩罚，何必还要再担一个婆母伺候我坐月子的罪名呢！在生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时，医院也不住了，孩子就生在自家土炕上，我天天自己做饭，保证下班回来的丈夫能吃上热饭，自己洗尿布，有空余时间，我就把旧的毛衣毛裤拆了，再续上新线，给丈夫和我各织了一条毛裤，一件毛衣和两个毛背心。那两个产假各五十六天，是我退休前休息时间最长的时候。我不怕吃苦，吃点苦算什么？自找的苦其乐无穷！（待续）